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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书 从开国大典到尼克松访华他用摄影见证了历史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时间:2019-09-20

  我第一次拿起照相机的那一天到今天已有70年。七十年,摄影已成为我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深深体会到,摄影与国家命运,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因此我追逐的目标是,以摄影记录时代、记录历史,以摄影服务国家、服务人民。我的生命不息,我的摄影也不止。——陈勃

  我第一次拿起照相机的那一天到今天已有70年。七十年,摄影已成为我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深深体会到,摄影与国家命运,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因此我追逐的目标是,以摄影记录时代、记录历史,以摄影服务国家、服务人民。我的生命不息,我的摄影也不止。——陈勃

  这是《摄影往事七十年: 陈勃回忆录》开篇的一段话。在陈勃老先生看来,因为摄影,他经历了不少国家和摄影界的大事,也是因为摄影,他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又是执行者。七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接下来的20张影像便选自这本回忆录,每个瞬间定格出这70年的历史往事:

  1945年,我被分配到晋察冀总工会工作,由作家康濯牵头,我们办起了《工人报》。这个面向城市工人的4开小报每周出版3期,我的任务是又当记者又当编辑。

  有一天,总工会发给我一部照相机,供我使用。我拿起它,真是爱不释手。这是一部德国名牌蔡司相机,每个120胶卷照8张,通常也叫它“大八片”,是皮老虎式的折叠相机。没事的时候,我总要打开它,拨拨它的快门,试一试从1秒到1/250秒,听着它那脆脆的声音,真是心花怒放。

  当时报社还有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青年叫孙发祥,我们两个便开始研究,应该用多大光圈,什么快门,怎么个照法。突然发现,这部相机上还有一个自拍装置。研究一切就绪并大概学会操作之后,有一天我们邀了报社的6个人去拍照,居然开动了自拍装置,拍下了第一张报社同仁合影照片,6个人的排列自左至右是:张正光、孙发祥、丁克辛、吴小武、陈勃和康濯。其中康濯、丁克辛、吴小武(笔名萧也牧)3人都是作家。

  1948年初,《石家庄日报》的几个记者合影,自左至右:段春明、张申、陈勃、朱虹。

  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我到了《石家庄日报》,当了一名记者。我记得,当时发给我一枚胸牌,有“新华社石家庄分社记者”的字样。在日报创刊不久的这段时间里,我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每天的报纸几乎都发有我写的一两则消息,三五天还发表一篇通讯报道。

  1949年5月,华北总工会借天津耀华中学召开华北职工代表会议,刘少奇还在会上做了报告。会议还未开完,就接到上级通知:全体代表集合,到北京去。那会儿,没有人告诉我们去干什么。一两百个代表来到了北京,住在前门打磨厂的一个小旅馆里,到了那里,才知道,是要等待毛主席的接见。当得知是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要接见大家时,人人都兴奋得像过年的孩子一样。

  我带着那部从哈尔滨买回来的相机,带着从天津缴获的胶卷,跃跃欲试。当毛主席、朱总司令出现时,台下一阵鼓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李立三同志带队,几个代表带着锦旗,在接见的时候,把锦旗献给了主席。当时没有其他的记者拍照,我一个人拼命地拍了起来。由于时间很短,我拍了大概两个胶卷。待我告一段落,回过头来看毛主席的时候,感到他的形象比过去看照片时高大得多,于是又拍了一些。毛主席神采奕奕,显得十分慈祥。

  1949年开国大典的时候,我有幸作为全国总工会的记者,参加了这次重大活动,在天安门广场进行拍摄。

  那天下午3点钟,大典开始。当时,天安门广场上的摄影完全是无序的。因为以前没有搞过这么大的活动,没有什么经验。游行队伍从天安门东面的三座门进来,再从西面的三座门出去,广场也不像现在的广场这么大,南侧两边还有围墙和树,广场是半包围的。我们就在广场中间,受阅的队伍来了,记者就让开,受阅队伍过去了之后,再钻到队伍中间拍照。有的记者为选角度拍摄,索性躺在广场上仰摄。

  1957年第一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的评选委员和工作人员。前排自左至右:刘旭沧、黄翔、张印泉、蔡俊三、石少华、吴印咸、郑景康。后排:卢学志、陈正青、陈勃、高帆、彭高瑞、薛子江、秦淑兰、吴寅伯、白瑛、杨子颐。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摄影事业的发展得到了新机遇。历史的发展向我们提出,需要赶快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摄影组织,以便将各地的摄影工作者团结起来,发展创作,培养人才,提高水平,交流经验,开展对外交流。

  1956年6月底,全国文联秘书长阳翰笙在北京东四头条他家的会客室里,召集有关同志开会,他说:“今天请大家来,是商量成立中国摄影学会筹委会的事,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摄影组织是老摄影家郑景康同志和许多同行的朋友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出的请求。经中国文联研究,同意这个建议。我们认为,中国摄影界应该有自己的组织,把全国的摄影家团结起来,繁荣创作,更好地反映新中国的建设和生活。今天我受文联党组的委托,召开这个会,希望同志们共同努力,做好筹备工作,争取早日把这个组织成立起来。”会上经过协商,成立了由30位委员组成的筹委会,一致推举石少华同志为主任委员。《人民日报》7月1日发表了成立中国摄影学会筹委会的消息。

  1956年中国摄影学会成立,我当选为学会常务理事,并调任驻会副秘书长。过了一段时间,我原来的工作单位—工人日报社,向我提了个要求,问我能不能给他们的内部刊物《工人通讯员》写一点学习摄影知识的文章,以便扩大摄影方面的稿源。这义不容辞,我答应下来,共写了4篇:①照相机和胶卷;②光线、光圈和快门;③用光和取景;④冲洗和放大。这四篇短文简明地介绍了一点摄影的知识,据说,它受到工人通讯员们的欢迎。

  上海的著名出版家、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总编辑赵家璧先生,建议我将这4部分文稿集中起来,编辑成一本简明摄影知识的书出版。让人没有想到,这本《简明摄影知识》出版发行之后,第一次印刷40万册,很快销售一空,以后是30万册、40万册地印刷都供不应求,几年中15次印刷,共发行200多万册。

  1958年,国家正处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中。这一年,在北京郊区的昌平十三陵地区,修建了十三陵水库。从1月21日破土动工,经过近40万名劳动者160天的日夜奋战,一座长627米、高29米、底宽179米、蓄水量达8200多万立方米的大水库即告完成。7月1日,举行了十三陵水库落成典礼,这堪称社会主义建设的奇迹。

  当时,我任职于中国文联下属的中国摄影学会(现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短短5个月中有幸三次来到这个水库工地:第一次是背着铺盖卷来参加中直机关组织的义务劳动;第二次是作为文艺工作者下工地搞创作;第三次是陪同法国著名摄影家布列松到水库工地采访。

  《雨越大干劲越大》创作于第二次随文艺队伍去十三陵水库时。一天下午,我正在工地拍照,忽然天空乌云密布,顷刻间下起了瓢泼大雨,我赶紧把相机在贴身藏在衬衣下面保护好,呼喊着近处的同伴杨子颐去附近的帐篷避雨。猛然一回头,看到了不远处的许多民工,他们不但没有躲雨,反而披起随身携带的雨衣、叫着比雨声更响亮的劳动号子、挑着沉重的沙石,一个个向前奔跑,好像在同大雨比赛。这个场面一下子让我惊呆了,当时我也忘了大雨的冲刷,径自向人群跑去,选取一个好的逆光角度,以突出落下的雨点和奋战的人群,从衬衣内掏出相机,在滂沱大雨中按下了快门。

  这张照片放大后,同事们认为冒雨奋战的气氛还可以,于是根据当时“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口号,取名为《雨越大干劲越大》,先在中国摄影学会主办的《中国摄影》上发表,后来在匈牙利举行的一次国际影赛中,获得第一名,这是中国摄影工作者在新中国成立后于国际影赛中获得的第一枚金牌。

  195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中央决定编辑出版一本以摄影作品为主的大型画册。担任《中国》大画册主编的实际上是廖承志同志,银河娱乐2949他当时是国务院侨办主任兼党组书记,召集我们开会布置这一任务。最后共选定了172位作者的463幅(其中彩色118幅)作品,此外还选出了古今画家的美术作品27幅。这些作品,既有表现新中国十年建设成就、人民生活变化和美丽山川的画面,同时又有表现灿烂古国文化的画卷,古今结合、影画合璧,组成了一部丰富多彩的皇皇巨著。

  国庆前夕,一部精美、庄重、大方的《中国》大画册正式问世。画册为6开本,共545页,厚度约6.5厘米,重达8公斤。

  1961年是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中最严重的一年。那时,不少同志因为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不仅浮肿,还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医生让我离开工作岗位转地治疗。我住在杭州一个工人疗养院,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病情好转,于是决定到黄山拍拍照片,借此机会巩固治疗效果。刚到黄山宾馆,我正巧遇上前来拍摄《黄山风光》艺术电影的吴印咸、程默、卢施福(安徽摄影家)3人,我们一行4人,从9月20日到10月1日,一直在山上摄影创作,拍了不少照片。

  从黄山回到北京,我开始策划举办一次“黄山风景摄影展览”,先同吴老商量:将过去历年到过黄山的摄影家的作品一道展出,这可能会对我国的风光摄影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吴老欣然赞同,并得到中国摄影学会常务理事会的讨论和批准。

  1962年10月12日起,在北京中山公园水榭展厅举办了“黄山风景摄影展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风光摄影作品专题展览。影展出乎意料地盛况空前,水榭展厅内经常是人山人海,拥挤不堪。

  1963年4月12日,周总理和邓大姐特邀摄影界代表到他的家里做客,这是在中南海西花厅前的合影。自左至右,第一排:侯波、兰芳、张彬、陈娟美、童小鹏、苏河清;第二排:丁补天、周总理、郑小箴、王为申、徐佑珠、张印泉、石少华、吴印咸、邓大姐、陈正青;第三排:陈勃、陈淑芬、陈昌谦、程默、吴群、宋贝珩。

  1963年,为纪念“三八”妇女节而举办的“全国女摄影工作者作品展览”刚刚结束,4月12日,我们接到通知,邓颖超大姐邀请一批女摄影工作者和摄影界人士到家里—中南海西花厅赏花。那天下午,行前刚下过一阵小雨,空气非常清新,我们一行20人,从各自的单位出发,大约在下午4点钟,由中南海西门坐车进入,来到西花厅时,等候在这里的不仅有邓大姐,还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这让大家惊喜万分。

  其时,西花厅的海棠花盛开,庭院里一片清香,主人先领着我们漫步赏花,当时我们的情绪就像满树灿烂的花朵一样,心花怒放,兴奋无比。

  1969年9月,林彪发布第一号战备命令,中央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纷纷将一批批干部于国庆前后下放到“五七”干校。文化部在河北的干校,一年搬了三次家,三个地名中都有个“洼”字:黑土洼、黄庄洼和团泊洼。

  黑土洼在官厅水库附近,是个大风口,土地贫瘠,百姓很穷。我们在黑土洼只待了三四个月,便搬家到了河北宝坻县(现属天津)的黄庄洼。1970年夏末,又搬到了天津附近的团泊洼。干部们下放到干校,主要是劳动—劳动改造,向贫下中农学习,改造世界观。

  1972年2月21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尼克松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对中国进行了一周的访问。

  尼克松首次访华期间,从当年2月21日到27日访问北京、杭州、上海,我与中外记者一直陪同采访,直到28日上午在上海虹桥机场送别尼克松。这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印象深刻。40年过去了,回忆起来,一幕幕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1972年5月,毛主席图片展在北京如期开幕,展出盛况空前。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毛主席的许多历史图片吸引观众;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文革”以来除几个样板戏以外,广大群众几乎没有任何精神文化食粮。展出一个月,展馆天天爆满,观众达40多万。与这次影展同期,中国美术馆也举办了一个全国美展。这两个兄弟展举办之后,国务院文化组决定成立全国摄影艺术展览办公室和全国美术展览办公室,每年5月定期举办全国影展和全国美展。

  每年初,以国务院文化组名义向全国发出通知征集展品,然后由各省、市、自治区将作品选送上来。一两年后,不仅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建立了影展办,就连一些地、县也纷纷成立了影展办,配备了专职人员。这样,各地有计划地组织创作、集中选送作品,成为常年的工作。每年的影展,经过层层精选,再由中国图片社组织专门的技术工人放大,于北京民族文化宫展出。那几年的民族文化宫,几乎成了全国影展的常设展厅,这也归功于主管民族宫的国家民委副主任萨空了对摄影事业的大力支持。

  “黄山影展”的魅力、陈复礼1962年上黄山的影响,一直诱惑香港的摄影家们想组团结队上黄山,他们等待了16年,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8年,一支由18位香港摄影界精英组成的赴黄山摄影创作团,在团长陈复礼先生的率领下终于成行。

  当时,粉碎“四人帮”还不到两年,内地各项事业百废待兴,文艺界各有关团体,如摄影学会还没有恢复工作,经京港两地有关部门协商,此创作团由新华社接待,而我当时任职中国图片社总经理、全国影展办公室主任兼《中国摄影》杂志主编,因此,新华社很自然地派我担任这个创作团的领队。

  大陆第一个摄影家访问团应台湾海峡两岸艺术摄影联展筹委会主持人郎静山先生的邀请,由高帆、徐肖冰、吕厚民、陈勃、陈淑芬、梁惠湘、胡国钦、陆中秋、任一权和简庆福10人组成,于1993年12月8日至17日在台湾进行了10天友好访问。103岁的老人郎静山亲自到机场迎接。

  访问团在台北先后拜会了台湾省摄影学会、台北市摄影学会、嘉义市摄影学会、花青摄影学会等各摄影团体,进行了影艺交流,受到同道们的热情接待。访问期间,“海峡两岸艺术摄影联展”隆重开幕,开幕后又召开了座谈会,气氛十分热烈。台湾摄影家们还就今后两岸摄影界的联系、影艺交流等问题,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

  2009年8月在云南大理中国摄影艺术节上,陈勃荣获中国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

  一喜:2009年是中国文联成立60周年的日子。6月,中国文联在人民大会堂为60位从事新中国文艺工作60年的文艺工作者颁发证书和奖章,我获得了这个殊荣。

  二喜:8月,中国摄影家协会在云南大理名城举行了隆重的第8届中国摄影艺术节。其间,8位老摄影家获得了中国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他们是陈复礼、徐肖冰、吕厚民、简庆福、陈勃、侯波、陈昌谦、袁毅平。

  三喜:11月,中国文联在北京为10位老艺术家颁发了第8届“造型艺术成就奖”和“表演艺术成就奖”。我作为这次唯一的摄影艺术家获得了“造型艺术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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